职业类型和社会资本对农村中老年健康的影响

从职业类型和社会资本视角入手,基于陕西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考察欠发达地区中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非农生产者相比,从事农业生产的中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差;社会资本对中老年健康影响显著;年龄对中老年人健康影响呈“U型”,拐点在56岁;家庭收入对健康有正效应,而医疗支出的效应为负;参加新农合的中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差,说明其参合行为可能存在道德风险。由此,建议关注农业生产者的身体健康,积极应对职业分化对农村人口健康管理的挑战,加强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资本建设,切实提高农民收入以增强中老年家庭对疾病的抵御能力,并进一步完善新农合制度建设以防范道德风险。     

黄土高原退耕区低碳农业生产模式研究

基于碳效应视角分析归纳了黄土高原退耕区农户的现实农业生产模式,通过深入剖析不同模式之间碳效应的差异,再次明确了低碳农业生产模式“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的核心理念。研究表明：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促使黄土高原地区农业土地利用方式和农业生产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农户逐渐分化为粮食作物主导型、设施经济作物主导型、经济林木主导型、家禽家畜主导型4种类型;农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对不同生产要素进行筛选、组合,逐步形成了11种黄土高原地区典型的农业生产模式;不同模式之间碳效应、碳密度存在明显差异,退耕任务对不同模式的碳效应和碳密度具有明显的影响,退耕规模是影响不同模式碳排放密度差异的重要因素;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是低碳农业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对黄土高原退耕区不同类型农户农业生产模式的碳效率比较分析,最终农户的低碳农业生产模式显化为种养复合循环生产模式、设施有机生态生产模式、旱区节水生产模式、设施养殖循环生产模式4种类型。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扶贫策略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区域,致贫因素复杂,扶贫任务艰巨。基于秦巴山区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A-F测度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并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在厕所类型、做饭燃料、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贫困现象普遍。K=3时,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90.56%,多维贫困指数为0.391 6;农户家庭65岁以上人数、耕地面积、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数量等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从生活水平、健康医疗、养老保障和教育等方面进行重点扶贫,使农户早日脱贫致富。     

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纳入生态效益的农户补偿标准

生态补偿是实现环境保护的重要经济手段,而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是保障补偿政策可行和有效的关键。以水稻生产为例,在选择实验的设计中纳入了生态效益的考量,借助Multinomial Logit(MNL)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方案的受偿意愿,基于此测算了兼顾社会支出最小化原则和农户利益诉求的生态补偿标准。实证结果显示：（1）补偿金对农户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激励作用。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标准为：化肥、农药分别减施1%的补偿标准是63.15元/公顷·年和49.65元/公顷·年;化肥农药施用量改善到国际平均水平和有机生产水平的补偿标准分别为7 544.40元/公顷·年和11 280.60元/公顷·年。（2）具有户主身份、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种植规模小、兼业化程度高、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效益认知程度高、偏好风险以及耕地面源污染治理政策措施了解程度高等特征的农户,更愿意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据此建议：将农户参与纳入耕地面源污染补偿政策制定环节,补偿标准核算应充分考虑农户经济损失和生态效益,借助各种现代媒体有针对性地向家庭中有话语权的农民进行环保宣传和教育。     

气候变化与农户适应性行为决策

利用陕西省苹果种植户微观调查数据与Double-hurdle模型,实证分析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对苹果种植户适应性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样本中仅27.90%农户采用果园覆盖措施适应气候变化,且户均采用强度为1.51亩;气温变化、降水量是影响农户适应性行为决策选择的主要因素,而气温是影响农户适应性行为采用强度的主要因素;适应能力是影响农户气候变化适应性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中农业劳动力数量、参加技术培训次数,物资资本中生产性工具及社会资本中合作组织参与对农户适应性行为决策有显著的诱导作用;自然资本中人均耕地面积、人均苹果种植面积,金融资本中家庭总现金收入,物资资本中生产性工具及社会资本中通讯费用对农户适应性行为采用强度有积极影响。     

经验资本及林地规模对林农信贷的影响——来自集体林改试点省福建的调查

林农信贷可获程度低下已成为制约南方集体林区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福建林农调研数据,运用Double-Hurdle模型全面考察了经验资本及林地规模对林农信贷获得概率及获得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林农获得贷款难度仍然较大,样本农户中获得林业贷款的仅为29%;经验资本中,经商经历可以显著提高林农信贷获得概率,而林业经历和贷款经历能够显著提高林农贷款获得额度;林地规模不仅提高了林农贷款获得概率,还提高了林农贷款获得额度。因此,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深化阶段,要积极引导林农合作经营,鼓励农户联保贷款,加大金融机构支持力度,以提高林农信贷可获性。     

信任和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

农户是农村环境问题的制造者,同时也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信任和收入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重要因素。利用对陕西省474户农户的入户调研的微观数据,采用Heck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信任与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信任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即信任水平越高,参与意愿越高,但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作用;农户人均年收入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收入越高,越倾向于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交互影响均不显著;家庭人口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年龄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影响;环境认知水平对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为此提出,政府在农村公共环境管理制度制定过程中,应更重视农户的主体作用;继续引导农民创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重视农村社区以信任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的培育,以提升农户的信任水平和对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及贡献度。     

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研究——基于黄土高原1 152户农户的调查数据

利用黄土高原陕甘宁3省（区）1 152份农户调查数据,基于农户感知价值理论,从农户对技术的感知价值和对生态环境的感知风险视角切入,探索感知价值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的主效应,考虑收入水平的差异,分析总收入和农户分化分析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年龄越小、农用机械数量越多、耕地面积越多,农户之间相互信任程度越高,政府支持程度越高,农户采用水土保持工程技术的概率越大。农用机械数量越多、耕地面积越多,政府支持程度越高,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概率越大。（2）农户感知利益、感知风险对其水土保持工程技术和耕作技术采用行为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3）总收入能够显著负向调节感知利益与水土保持工程技术采用行为之间的关系,也能够显著负向调节感知利益、感知风险与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行为之间的关系,农户分化能够显著负向调节感知风险与水土保持工程技术和耕作技术采用行为之间的关系。由此提出通过增加农户对生态环境的感知风险来提高农户对水土保持技术的感知利益等政策建议,以促进水土保持技术的推广应用。     

现代通讯技术使用和交易成本对农户市场销售渠道选择的影响

以手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通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对拓展农户信息获取渠道、降低交易成本、市场销售渠道选择均产生深刻影响。基于山东和河北两大蔬菜主产省1 263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现代通讯技术使用和交易成本对农户市场销售渠道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1）现代通讯技术使用与否、主动信息获取和被动信息获取的农户存在特征异质性,并对销售渠道选择产生显著影响。使用现代通讯技术的农户增加了通过中间商和合作社渠道销售的概率,减少了通过自行销售渠道销售的概率。主动信息获取对合作社渠道有正向影响,而对自行销售渠道有显著负向影响。（2）交易成本总体上和合作社渠道显著相关,交易成本越高的农户越愿意选择合作社渠道,各个维度的交易成本对农户销售渠道选择产生显著影响。基于此,政府应进一步提高现代通讯技术普及率,加强农村地区信息化应用能力培训,注重农产品生产、销售相关信息的搜集和发布等信息源建设,增强农户信息素养,降低不同维度的交易成本,提高农户参与市场程度。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调查及现实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整顿党内主观、教条主义工作作风,在毛泽东等人的推动下,党中央进行了延安整风运动,并积极动员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调查研究组织体系,取得了瞩目的调查研究成果。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发展战略的制定和调动农民积极性离不开调查实践。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调查活动为党的工作以及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深远的现实启示。